杨振宁和李政道有什么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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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道扬镳40年 杨振宁与李政道决裂始末

一九五七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因为「宇称不守恒」理论的贡献，成为率先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但两人多年后交恶，于一九六二年形同陌路的决裂分手，不但国际科学界引以为憾，日后在返回中国大陆贡献科学成就的各种场合，杨、李不合也成为中国科学发展上的一件阴影。而两位当代中国大科学家的对撞起因，即在一篇经典性论文的排名先后问题，有关诺贝尔颁奖过程的不同待遇，也种下两人心结。

今年是杨振宁八十岁大寿，科学报导作家江才健继科学家《吴健雄传》，再度执笔中国科学大师传记，由天下文化出版发表《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这本传记不仅叙述了杨振宁的童年和成长历程，也包括其亲情生活与科学成就。最引人注意的章节之一即杨、李失合的来龙去脉。书中杨振宁也提出一九八九年、他写给老师、已故中研院长吴大猷的信，那是两人交恶多年后，杨振宁对老师报告两人合作情形。

而江才健也在作者后记指出，他曾去信给李政道希望能采访他，李政道没有回信，而过去香港电视台制作杨振宁电视专辑时，李政道也拒绝了接受访问。

天才遇见天才惺惺相惜

一九四六年杨振宁、李政道初次见面时，杨振宁已经是芝加哥大学名声鹊起的一位天才研究生，一九四六到四九年杨、李关系非常密切，杨振宁在中国早已念完硕士，在芝加哥大学自然成为只念过二年大学李政道的兄长，李不管是选课，或者碰到不懂的问题，都会去请教杨振宁。

两人合作起于一九四九年，共同合写第一篇论文，合作作者还有一位学者布鲁斯。一九四九年杨振宁离开芝加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学院，杨振宁还向欧本海默推荐李政道，李接下两年聘书与杨振宁做邻居。

杨振宁刚写完一篇统计物理易新模型理论，李政道来了之后，两人在此基础上合写两篇统计物理学理论，第二篇论文结论，单位圆定理，在统计热力学成为一个经典性的发展。

论文排名先后种下心结

两人的不合关键，还在于这两篇论文两人的排名。为什么头一篇杨振宁的排名在前，李在后，而第二篇是李政道在前。

李政道自己在六十岁出版《李政道论文选集》一篇〈破坏了的宇称〉指出，第一篇论文当中有两个定理，「大部分是我证明的」。写完那篇论文，杨振宁问他是否介意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李写道，「因为他比我年长几岁。我对于这个要求感到惊讶。但是由于中国尊敬长者的传统，我同意了。」后来李政道检视科学文献，认为这对他不公平，因此第二篇论文排名反转过来，虽然那篇论文中间的单位圆定理最关键是杨振宁做的。

杨振宁对于李政道在事隔多年以后，对于这个排名的问题的回忆，大吃一惊。因为杨振宁与李合作之前，和费德曼、蒂欧姆诺两人合写的论文都排名在前，且与李政道合写论文都是他带头做，且论文也都是他执笔。而杨振宁确曾为了这个小老弟毕业后，发展不顺利，为了帮助他，愿意将排名摆前。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因女人「第六感」直觉阻止此事，认为李不值得信任，才会有一篇文章排名在前，一篇在后。这是两人关系的第一次裂痕。

13年合作终止形同陌路

一九五六年两人合写一篇论文，得到诺贝尔奖，合作关系在近代物理科学历史上，相当罕见。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长欧本海默说，他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杨、李走在普林斯顿草地上。

杨、李亲密关系转为冲突，关系正式破裂，关键在于美一九六二年美国《纽约客》杂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讲到两人如何研究弱作用中宇称不恒守问题而得到诺贝尔奖的经过。报导的作者伯恩斯坦与李政道比较熟，杨振宁曾意识到李政道会藉这篇文章来歪曲他和李合作的关系，后来证实他这个想法，文章命名为〈宇称的问题〉〔A Question of Parity〕。英文有双关语的意思，外行人看起来变成「平等的问题」。

杨振宁读过访问的稿子，曾请普林斯顿的欧本海默出面制止文章刊登，文章还是刊登了。两人终于决裂，而科学界非常震惊。

颁奖差别待遇阴影难消

写过爱因斯坦传的科学家派斯说过，要了解杨振宁、李政道的决裂，须对中国文化有更多了解。派斯直觉猜测，杨李之间的兄弟情，有中国文化的义气关系，这是问题的所在。

李政道后来曾写文章说了，一九五七年到瑞典颁奖，杨振宁问他，可否按年龄大小顺序来领奖。

后来外面也流传说法，李政道对于颁奖时，杨振宁住最好的房间，他的房间就差一点，而且由杨振宁夫人杜致礼和国王走在一起，而不是他的夫人秦蕙君。

两人不讳言，诺贝尔奖的盛名在两人关系投下阴影。物理学家戴森与杨振宁是邻居，戴森儿子过生日，杨的大儿子杨光诺来他家，一个妈妈问他将来做甚么，只有七、八岁大的杨光诺回答，「我要一人得诺贝尔奖。」

更有人说，他们是为了彼此太太们间的事合不来。杨振宁自己讲过一个故事，他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请吃饭，试图想调解此事。周恩来先问，他们是否不合，杨说，是的。接著周恩来又问，是为夫人而不合？杨说，不是。聪明的周恩来就不说话了。

从1949年的初次合作，到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因为“宇称不守恒”理论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到1962年的决裂分手，一直到现在进入老年后两人仍不能释怀，杨振宁和李政道在科学上的分道扬镳和生活中的形同陌路不但是国际科学界的憾事，也成为中国科学发展上的一件阴影。大部分传记作者像其他许多与杨振宁李政道熟悉的科学家一样，对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恩怨问题或者避而不谈或者轻描淡写，而江才健的《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台湾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2）却花了大量笔墨来叙述杨振宁、李政道失合的来龙去脉。

按照江才健的分析，杨李之争的种子早在1949年已经埋下。这一年，两人合写了两篇统计物理学理论，第一篇论文杨振宁排名在前，李政道在后，第二篇论文李政道在前。按照李政道的回忆，虽然第一篇论文主要是李政道做出的，但杨振宁要求排名在前，李政道碍于尊敬长者的传统同意了；第二篇的关键部分是杨振宁做出的，但李政道这次要求排名反过来。杨振宁的看法是，与李政道合写论文都是他带头做，且论文也都是他执笔，他是为了帮助李政道才让出靠前的排名的。有一点可能当时两人都没有意识到的，发表后学术界认为第二篇论文的学术意义更重要性。而杨振宁、李政道亲密关系的正式破裂，关键在于美1962年美国《纽约客》杂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讲到两人如何研究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问题而得到诺贝尔奖的经过。报导的作者伯恩斯坦与李政道比较熟，杨振宁曾意识到李政道会借助这篇文章来歪曲他们俩人合作的关系。文章命名为“宇称的问题（A Question of Parity）”，英文有双关语的意思，外行人看起来变成“平等的问题”。 杨振宁读过访问的稿子，曾请普林斯顿的欧本海默出面制止文章刊登，文章还是刊登了。两人终于决裂。江才健还给出了其他可能的原因，例如在诺贝尔颁奖仪式上的杨振宁的待遇明显高于李政道，杨振宁住最好的房间，李政道的房间就差一点，而且由杨振宁夫人杜致礼和国王走在一起，而不是李政道的夫人秦蕙君，这些也使得李政道耿耿于怀。

尽管作者声称他是公正客观地来描述双方的争执，但作者的片面性十分明显，反而使得杨振宁李政道的关系更加扑朔迷离。首先，由于李政道的拒绝接受采访，除了几篇已发表的文献外，作者没有听到李政道对杨振宁的有针对性的反驳。第二，作者褒杨贬李的态度也流于笔端。例如，作者写道，“如果看1956年杨振宁为了推荐李政道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去访问，给那里的物理系主任曼立写的信上谈到李政道的一句话‘在和别人来往的时候他完全没有侵略性’，就可以了解到李政道回到哥伦比亚大学，后来变成许多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中的一霸，显然个性和以前已大有不同”。（同上，第231页）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学后来的衰落与李政道容不得能人直接相关。最重要的是，在该书的附录，杨振宁通过公布自己写给两人共同的恩师吴大猷的信，对杨李之争做了完全有利于自己的辩护。

在这封给吴大猷的私人信件中，杨振宁首次向吴大猷说明了他和李政道决裂的大致经过。他告诉吴大猷，“政道和我的合作，和我们的决裂，都是我一生的大事”。杨振宁对李政道的评价并不高：“政道是一个极聪明的物理学家，吸收能力强，工作十分努力。可是洞察力与数学能力略逊一筹，所以1962年以后文章虽写得很多，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没有大影响”，杨振宁认为这恰恰是李政道特别在乎宇称不守恒的优先权的原因所在。他告诉吴大猷，自己从未对李政道作过任何不道德的事，“我可以向吾师报告的是，1962年以来的27年间，我仍然保持了这个纪录”，但是他自己的错误是“如果1956年Parity文章我写了以后，把作者签为Yang and Lee，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他在信中说自己“多次听到关于李政道胡说的谣言”而没有计较，但李政道没有收敛，不断地“四处乱讲”。杨振宁把自己和李政道的关系分成4个阶段：初识到1951年的第一阶段，杨振宁自认是李政道的兄长、也是老师；1951年到1957年得诺贝尔奖时亲如兄弟、合作无间，但杨振宁仍然扮演了引路人的角色。得奖后到1962年的第三阶段，杨振宁形容李政道成名后“政道的内心起了恐惧。他自知对Parity工作贡献很小，极怕世人会说他其实不应得诺贝尔奖，这种恐惧和他的强烈的竞争心交织在一起，腐蚀了他的人品”。在这里，杨振宁再一次把李政道放到了次要的位置。第四阶段是两人正式决裂后，李政道“为了保护他自己，为了蒙混世人，到处散布谣言”。杨振宁的这封信的结论是明白无误的，在杨李之争的问题上，李政道无疑扮演了小人的角色。

杨振宁李政道之争的关键问题是，谁第一个提出宇称不守恒的思想，谁的贡献最大，而这些显然与个人的人格无关、与个人的资历无关。无论杨振宁原来的资历比李政道老多少，无论杨振宁是否在学业上提携过李政道，也无论李政道的个性比杨振宁强多少，也无论李政道以后是否作出了更大的贡献，都不能直接得出是杨振宁最先提出了宇称不守恒思想或者贡献更大一些的结论，因此杨振宁不必强调在杨李合作中他是资深的一方，李政道也无须否认杨振宁对他学术路程上的重要帮助。科学史上，科学家对于自己的优先权的争夺比比皆是。而科学上处于不同地点、互无沟通的情况下独立多重发现的现象表明，优先权有时是很难确定的，更何况是两人的科学合作。杨振宁李政道和其他研究θ-τ之谜的科学家，都曾经在脑子里闪过宇称不守恒的想法。杨振宁和李政道高于别人的是，他们抢先一步在别人面前认真地思考了这个可能性，并把它写成一个完整的理论发表出来，而不像别的科学家那样因为宇称不守恒不符合物理的常识和直觉而闪光的思想轻易地放过了。如果没有杨振宁李政道二人，别的科学家也会提出宇称不守恒，只不过是时间早晚问题。也许，杨振宁李政道独自都能发现宇称不守恒现象，但进展有两人合作这么快吗？就杨振宁李政道的合作而言，综合两人的不同意见来看，很可能宇称不守恒的观点是李政道先想到的，但将其扩展到包含θ－τ之谜在内的所有弱相互作用的情形并且把它用完整的数学形式表述出来，可能是杨振宁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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